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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中华】大竹醪糟：新酿初熟好待客******
中新社达州1月17日电 题：大竹醪糟：新酿初熟好待客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张浪
灶中柴火劈啪作响，铁锅热气蒸腾直上，于鼎沸的红糖水中打下土鸡蛋，舀上满满两大勺雪白醪糟，待蛋清刚刚凝固便起锅捞出……在“中国醪糟之都”四川大竹，甜蜜、火热的中国年，通常由一碗红糖醪糟流心蛋率先烫暖。
“一颗曲子三斤米，两勺醪糟一个蛋，简单得很，养人得很。”2022年“9·5”泸定地震中受伤的“泄洪英雄”甘宇近来在老家大竹养伤，就没少吃醪糟土鸡蛋，已经“胖回来了”。
虽然随着现代工业发展，人们很方便就能在楼下商超买到各类醪糟产品，但老一代大竹人仍保留了岁末自己酿醪糟的习俗。这和灌香肠、熏腊肉一样，是迎接新年的“必修课”。
甘宇的奶奶廖代书特意赶在春节前熬制了一大罐土醪糟，希望孙儿恢复得更好。她说，这几天村里家家户户的老人都在蒸糯米、酿醪糟，“醪糟做好了，在外打工的幺儿就回来了”。
谈及自己心心念念的“这一口甜”，甘宇很认真地告诉记者，醪糟在他心中是“四川农村过年待客最高礼节”，春节期间走人户(做客)，一碗醪糟鸡蛋下肚，额头、后背都会渗出汗珠，暖身又暖心。
醪糟古称醴酒，又名酒酿。它不仅是中国酿酒之源，还是一道经商周秦汉、历唐宋明清，至今仍活跃在餐桌的传统美食。农历春节期间，吃象征着团圆的醪糟汤圆、醪糟鸡蛋，是中国多地民间习俗。
临近春节，记者来到大竹县城，城内特色汤圆店随处可见，隔着四五米远便能闻到交织的糯米、红糖与醪糟醇香。“来一碗醪糟汤圆！”店内人声鼎沸，不时有食客发出“安逸”“巴适”的赞叹。
“曲乃醴之骨，粮乃醴之肉，水乃醴之血。曲好骨正，粮好肉丰，水好血醇。”大竹东柳醪糟酿造技艺第二十代传承人唐祥华透露大竹醪糟醇甜酒香、爽口化渣的玄机。
在上千年的传承中，丁香、陈皮、桂皮、白蔻等上百种中草药与天然香料混合着米粉，成就了大竹东柳醪糟米曲的独特风味。优中选优的糯米在清冽山泉水的浸泡下晶莹剔透，以纱布沥出置入蒸笼，蒸至外韧里嫩后，自然冷却至稍有余温，才能拌入提前酵好的米曲粉末。
唐祥华说，糯米装坛后，还要在中间掏出孔洞，便于米酒渗出，滋味更佳。静待一个对时(一整天)，糯米便会发酵为色白汁清、团而不散的醪糟。刚酿好的醪糟，入口甜中带酸，让人欲罢不能。随着时间推移与温度变化，坛中醪糟每天都会变幻出不同风味，直至酒味盖过甜味。
醪糟夏可解暑，冬能驱寒。在小吃甜品之外，醪糟亦可入火锅底料，助锅底辣而不燥：作发面酵母，为松软香甜的面点添上一层复合滋味；取代白酒腌菜，让泡菜酸辣之余略带回甘。在大竹，醪糟甚至化身宴席主角，当地一绝“醪糟宴”便囊括了醪糟肉、醪糟糯米圆子、醪糟红糖烧白等13道醪糟菜品。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大竹醪糟，如今已远销加拿大、美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一辆辆加长大卡车载着糯米等原料驶进县城，又满载着一坛坛、一罐罐醪糟，将这座川东北小城酿就的“这一口甜”送到海内外家庭的餐桌上，添上一抹浓浓中国年味。(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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